发表于四川

集合#周末大语文82个集合

大家好，我是安斌。

直到今天，《万历十五年》、这类历史读物《明朝那些事》长期以来一直在书籍畅销榜上，《汉武大帝》、像《大明王朝1566》这样的历史剧也常常被搬上荧幕。

即使你出去打车，司机师傅也会一边兴致勃勃地听历史讲故事，一边欣赏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。

与其他国家相比，中国人更关注历史。

举例来说，印度人没有什么历史观念，他们只关心神灵，不关心现实世界发生了什么。

▲ 玄奘法师像

因此，印度的历史资料十分匮乏，以至于当代学者要研究印度历史，反而需要参考中国玄奘大师的《大唐西域记》。

为什么中国人对历史如此热衷？

古代人写史书主要有两个目的：

第一，通过记录历史，可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。

所以史官的精神就是秉笔直书，就是真实记录所发生的事情，不隐恶，不溢美，所以他们甚至不惜付出生命。

春秋时期，齐国大臣崔邈杀死了齐庄公，齐国太史写下了“崔邈杀了他的君主”，结果被杀；太史的弟弟接任，写了“崔邈杀了他的君主”，又被杀了；另一个弟弟坚持这样写，又被杀了；最年轻的兄弟还是这样写的，崔邈终于手软了，让历史官记录他的污点。

当时，南方有一个叫南史氏的官员。听说齐国的历史官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杀，他背着竹简去了齐国。当他听说崔英终于软化了，他从原来的路上回来了。

▲ 孟子像

历史能让邪恶的人有所顾忌，所以孟子说：

孔子成《春秋》中乱臣贼子害怕。

因为历史具有褒善贬恶的作用，对于古代人来说，阅读历史也成了一种道德教育。

所以，《三国演义》一手捋长，一手捧着《春秋》的关云长，成了忠义的化身。

第二，总结历史经验。

▲ 司马迁像

司马迁总结了他写《史记》的初衷：

在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为一家之言。

▲ 司马光像

所谓“以史为镜，可知兴亡”，宋代的司马光写了《资治通鉴》，希望他写的史书能成为皇帝治国事的参考。

读历史可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获得人生的智慧，这也是中国人爱读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最早的史书都是由史官编写的。

还有专门记录言语的，比如现存最早的史料《尚书》就是周王室历史官保存的上古帝王的演讲选编。

还有专门记事的，这类史书叫“史记”，或叫“春秋”。

最早的“史记”、“春秋”并非指特定的一本书，而是各国记事史书的总称。

秦代各国都有史记，除了鲁国的《春秋》外，都没有流传下来。

秦统一后焚书，史书是焚烧的重点，因此，这些官方独有的珍贵史料都被烧毁了。

一直到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时候，想到这一茬还是痛心不已，连写了两个“惜哉”！

为什么偏偏鲁国的《春秋》还在流传？

因为鲁国的《春秋》被孔子编成教材教授门人，被儒家视为经典，在民间广为流传。

因为副本够多，所以逃离了秦火。

而且其它诸侯王的史记也从此消失。

在西晋太康时期，一群盗墓贼偷了魏襄王的墓，发现了很多竹简，其中一部《竹书年》其实是秦代魏国的历史记载。

遗憾的是，到了北宋，《竹书纪年》又失传了，今天我们只看到了一些片段。

所以，今天我们唯一能完全看到的秦代列国史记就是鲁《春秋》。

《春秋》记录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14年间242年的历史。正是因为这本书，我们才称东周的前半部分为“春秋”。

《春秋》记事的特点是很简单，几乎等于新闻标题的列举。

由于春秋后期文化从官方转移到民间，出现了个人编辑史书，其中最重要的是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战争国策。

“左传”又称“春秋左传”，相传于左丘明。

汉人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被称为儒家五经，而《解释经》则被称为传记。

那《左传》是一本什么书呢？

如果说《春秋》是新闻的标题，那么《左传》就是对新闻的叙述。

左传叙事生动有趣，文学价值高，一直受到读者的高度赞扬。

严格来说，《战国策》不能算是史书，因为里面的文章大部分都是针对纵横家族的。之所以叫《战国策》，是因为纵横家族也叫战士。

那时的纵横家族，如苏秦、张仪游说诸侯、雄韬大略，都是吹牛不上税的主人，所以《战国策》记载的历史并不可信。

遗憾的是，由于秦焚烧了各国的历史记录，《战国策》成为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记录。

然而，虽然史实并不可靠，但《战国策》的文学价值却很高。

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，既然是游说，就要注意修辞。

战国策常常采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，绚丽多彩的文字，展现出酣畅淋漓的气势。

宋代苏邈、苏轼、苏辙三父子的文风，深受《战国策》的影响。

《春秋》、司马光后来写的《左传》和《资治通鉴》都是编年史书。

▲编年体《春秋》

所谓编年体，就是把发生的事情，按照发生的年份，一年一年地写下来。

编年体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事情的顺序很清楚，某一年发生了什么事，一目了然。

但是如果你想弄清楚一个角色的生活，那就麻烦了，因为他的事迹散落在每一年，特别是如果这个人活得很久，...

由于以人物传记为核心，汉代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创建的纪传体，更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，其中：

这一纪律是帝王的传记；

“名门”是王侯大族的传记；

“列传”是出身较低的杰出人物的传记。

但司马迁本人并未严格遵守上述分类标准。

比如孔子出身没落贵族，起义反秦的陈胜出身贱民，按道理都没有资格进入“名门”。

但是司马迁各自为他们写了《孔子名门》和《陈涉世家》，这表明了司马迁对他们的特别尊敬。

纪传体这一体裁很容易塑造人物形象，所以《史记》中的许多文章都写得生动有趣，艺术性很强，已经有了后世小说的原型。

怪不得鲁迅先生称赞《史记》：

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

因为纪传体这么好用，所以历代官方编修的正史都是用纪传体来写的。

在纪传体史书中，最重要的是所谓的“前四史”：

《史记》 司马迁

《汉书》 班固

《后汉书》 范晔

《三国志》 陈寿

清代乾隆年间，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“钦定”为“二十四史”。

从那以后，“二十四史”几乎成了中国历史的代称。

EASTWEST

写在最后：

有那么多严肃的史书，这还不包括浩如烟海的野史笔记。

因此，我才说，关注历史是中国文化深入骨髓的精神传统。

如前所述，古代史学家写历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：褒善贬恶。

她们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凭借自己的秉笔直书，让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做恶有所顾忌。

它不能说没有任何作用，但是它的作用也非常有限，因为写历史的人很容易被当权者收购甚至威胁。

秦代贵族当权者做事还是有底线的，所以史官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的骄傲。

后人的君王越来越杀人不眨眼，写历史的环境也越来越差。

比如清代最大的文字狱“明史案”金庸小说《鹿山公爵》开篇，有70多人被杀，其中14人被凌迟处死，涉及数千人，妻子被宁古塔几百人流放。

因此，皇帝在历史上的形象一般都比他们的真实形象好，甚至比他们好很多倍。

所以，我们还要去读这些可能不真实的史书吗？

当然可以阅读。

因此，我认为，无论我们自己读历史，还是给孩子读历史，都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：

不要完全相信，也不要完全不相信，要独立思考，去其糟粕，读取历史背后的深刻含义。

正如孟子所说：

相信《书》不如没有《书》。

要知道，孟子这句话里的“书”实际上指的是《尚书》——一本历史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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