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故发生时，寻找众筹平台的支持，是目前很多人的选择。重庆两岁男孩杨洋遭遇车祸后，伤势严重，危在旦夕。他的家人百般无奈地在网络上发起了众筹，很快，爱纷纷聚集，洋洋一家筹到了五万多元。洋洋挺过难关。但在后续的保险理赔过程中，这笔爱心筹款却引发了保险赔偿纠纷。应该全额理赔吗？还是应该从理赔中扣除爱心善款？

2019年10月12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，重庆市公安局两路派出所接到报警。一辆汽车撞倒了一个小男孩，孩子受了重伤。

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双路派出所民警 张寒：一辆白色越野车转弯时，左前方和左后方的轮胎会把孩子碾过去，事情就是这样。

被击中的男孩名叫杨洋。当时他只有两岁。他的祖母和他在社区里玩耍。没想到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故。由于紧急情况，没有时间等救护车。肇事者把杨洋和他的祖母拖到医院。

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双路派出所民警 张韩：受伤的孩子被带到儿科医院接受治疗。现场有很多旁观者。有几个人是从车上下来的乘客，他们得知司机没有看到孩子就把孩子压了过去。

洋洋的父母得知孩子出了车祸，完全慌乱，夫妻俩立即赶到医院。

在急诊室里，孩子的生命垂危。杨洋的脸是紫色的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伤势不容乐观，经过一系列的救援措施，杨洋仍然无法独立呼吸，情况非常危急。医院给孩子的父母发出了一份紧急通知。

洋洋妈妈 杨红：（医生）他出来告诉我们，现在有一种人工肺可以帮助他呼吸。他的肺不能独立呼吸。这台机器也有一定的风险。问我们是否可以继续。如果你想要那个肺，你可能会活下来，或者你可能活不下去。你只能说你尽力去拯救它。

经过抢救，杨洋终于活了下来，从急诊室搬到了重症监护室，但接下来更难的事情摆在了杨洋的父母面前。

洋洋妈妈 杨红：一天要5万元，当时没有那笔费用。

根据有关规定，交通事故形成的医疗费用，医疗保险不能报销。经公安部门定，事故的责任全部由肇事者承担，但保险索赔需要办理手续，资金不能立即支付。

杨洋住院后，肇事者邱为他的孩子支付了一些医疗费用，但这也是杯水车薪。杨洋的父母都是农民工，没有存款。家里有一个8岁的妹妹在上学。他们的四口之家和祖父母在事发社区租了一栋60平方米的小房子，过着紧张的生活。在各种无奈之下，杨洋的父母决定通过水滴筹款平台向社会求助。

事故发生后，前后两次住院近80天，共花费约19万元，其中通过众筹的捐款总计5.7万元。

在各方的热情帮助下，杨洋终于康复出院。然而，没有人想到，正是因为这笔5.7万元的捐款，保险索赔才发生了事故。

肇事者和保险公司都变成了被告

在这起事故中，肇事者邱驾驶的汽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强制交通保险和100万元的商业第三方保险，不包括免赔额。事实上，杨洋在医院花费的19万元可以通过保险报销。然而，保险公司认为，众筹的这一部分不应包括在索赔范围内。由于几次谈判失败，杨洋的父母向法院起诉了保险公司和肇事者。

原告代理律师 何雪梅：当时谈判失败的原因是被告有两个争议。第一点是我们不应该主张水滴的成本。第二，我们没有就原告的受伤达成协议，因此没有成功的讨论。

杨洋的父母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，将肇事者邱列为第一被告，保险公司是第二被告，并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然而，原告杨洋家族没有明确规定具体赔偿金额。

原告代理律师 何雪梅：当时我们起诉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自己做伤残等级鉴定，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具体要求的金额。相反，在我们起诉后，我们委托评估机构通过法院进行评估，这样我们不仅可以节省时间，而且可以减少纠纷。

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通过法定程序对杨洋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。2021年6月9日，重庆市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，杨洋的伤残等级为八级伤残。

原告被认定为8级残疾。因为原告应该有脑神经损伤和偏瘫，他的手不能正常抓东西到目前的位置，他的一些脚不能像这里的正常孩子那样移动。

根据杨洋的伤势，后期需要加强半年到一年的运动、语言和认知功能训练，费用需要3-5万元。因此，杨洋家庭要求被告支付约48万元的医疗费、伤残赔偿等11项费用，并要求保险公司在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范围内支付赔偿。

原告代理律师 何雪梅：我们的需求是，包括原告的医疗费用、住院食品补贴、护送费用、残疾赔偿和精神慰藉。这些要求是基于当时的法律规定，特别是精神慰藉。我们认为原告的伤势特别严重，我们认为精神慰藉也符合法律规定。

在庭审中，被告保险公司就扣除水滴筹部分的赔偿金额发表了意见。

被告代理律师 张松强：我们认为这部分水滴是对伤者和受害者医疗费用的捐赠。我们认为，这种捐赠行为弥补了伤者医疗费用的损失，在弥补损失后不应再向保险公司赔偿。我们的民事赔偿制度强调民事补偿的原则。民事赔偿的原则是补偿多少损失。现在损失已经弥补，没有其他损失。这笔医疗费用不应该再赔偿了。

对于被告保险公司的意见，原告律师认为募集的捐款是公众对杨洋爱心的体现，不能减轻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，爱心捐赠与保险理赔之间没有冲突。

原告代理律师 何雪梅：我们认为水滴筹款的捐款应该属于我们的原告。因为水滴筹款的使用者是我们的原告，我们的原告也筹集了这笔钱，这也与医疗费用的治疗有关。此外，外，这属于公众的爱，应该相当于特殊用途。因此，我们认为不应扣除，侵权方的医疗费用不应扣除。

庭审中，被告司机邱也质疑自己对事故负有全部责任。邱觉得事故发生时，杨洋的监护人让孩子一个人在小区主干道上玩耍，没有履行监护义务。

被告邱的律师刘艳迪：事故发生时，孩子一个人在路上玩耍，但在确定事故责任时，邱急于救孩子，所以他没有过多争吵。事故认定完全负责后，邱也想在第一时间如何救孩子，如何提前支付，所以他根本不关心事故认定的问题。

对此，原告代理律师认为，事发时孩子的奶奶在不远处照顾洋洋，不会出现监测不到位的情况。

原告代理律师 何雪梅：我们认为事故发生在社区，车辆不允许通过社区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我们认为交通事故责任书也认定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。因此，我们认为我们的监护人已经履行了相应的监护义务，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审判重点：爱心捐款能否扣除保险赔偿？

法院还逐一审理了案件中的其他争议。而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，就是众筹爱心捐款能否抵扣保险理赔。一方认为这是各行各业的爱，与保险公司无关，另一方认为这种捐赠行为弥补了伤者的医疗费用损失，因此不应重复支付。所以，保险理赔与爱心捐赠之间到底有没有矛盾？法院会做出什么样的判决？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法官 陈晓丹：从法律的角度来看，本案是由于交通事故原告身体侵权，被告邱有过错，然后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，原告的父母通过水滴筹集资金是公众的捐赠行为，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。水滴筹款不能取代邱因过错而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。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和法律规定，承担被告邱对原告的赔偿责任，自然不能扣除水滴筹款的捐款。

与此同时，法院认为，当原告家属发起众筹时，部分捐款是由原告的亲戚朋友捐赠的，因此，更不能缓解被告的赔偿责任。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法官 陈晓丹：因此，法院认为这是合理的，不应扣除水滴筹款。水滴筹款是捐赠者对原告家庭的有条件礼物，专门用于治疗原告的伤害。

法律专家介绍，附条件赠与是指在赠与时附带条件，受赠人必须按照约定的附带条件履行义务。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石家友：事实上，当病人或他的家人来到水滴筹集资金并发布筹款公告时，他们接受了平台商定的规则。平台规则要求只用于严重疾病的治疗。

专家指出，如果允许保险公司扣除相应的赔偿责任，实际上是改变了水滴筹款用途的特点。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石家友：水滴筹集的这样一笔钱不能用来代替他人履行赔偿责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是一份有条件的礼物。当受赠人使用这笔钱时，它应该符合约定的用途，即用于自己的争议，而不是用于其他目的。

关于本案的法律责任，法院认为儿童在社区内的道路上玩耍和行人交流是正常的。因此，驾驶员应缓慢驾驶，注意观察，而邱在驾驶车辆时没有履行应有的注意义务。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法官 陈晓丹：他开车时没有仔细观察，速度快，刹车不及时，导致原告受重伤。被告邱提出原告也应承担责任，但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推翻公安局在审判过程中的事故认定，因此法院没有采纳这一意见。

综上所述，法院最终裁定，被告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方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404762.16元；被告肇事者邱支付原告24082.62元。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法官 陈晓丹：我们认为，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通过水滴融资向原告家属捐款，用来治疗原告的伤害，体现了互助友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。法院必须保护和倡导这种互助友好的行为和精神，使社会各界的爱得以实施，真正帮助有需要的人，而不是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。

一审宣判后，两被告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2021年12月31日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: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